作者简介

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和人类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受到苏联强大影响的东欧国家一方面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要求。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最早接受苏联模式，却又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最早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南斯拉夫改革开启了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

二战是人类文明的空前浩劫，从战争的沉痛教训中，国际社会逐渐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大方向。在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和现代科技发展的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具有浓厚备战色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南斯拉夫率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开创者。

一、二战后社会主义改革

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社会主义改革特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新活动。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列宁时期在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路线斗争中，于20世纪20年代末终结了“新经济政策”，并逐渐形成和确立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极其浓厚的备战色彩，体制、机制均与战争状态相合拍，权力集中、命令盛行、统一调度、执行迅捷等都是其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也是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保证。不过，二战结束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随即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首先看二战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变化速度明显加快。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就明显加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整个世界迅速卷入现代发展进程。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短短多年里就出现了两次产业革命，并推动西欧、北美的多个国家连同亚洲的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社会。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变后，新科技革命接踵而来。在急速的社会变迁面前，任何社会制度都要直面现实，根据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对自身体制及时作出调整，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恩格斯早在年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就作出这样的判断，半个多世纪后面对变化更迅速的现实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更应不囿旧俗，而应锐意创新。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哪个国家站在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哪个国家就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二战前，苏联正是充分利用了第一、二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才使自己迅速跨入世界工业化强国的行列。但是，从沙皇俄国到苏联，这个国家从来也不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中心，沙俄和苏联仅仅是世界强国的跟随者和后来者，即便是30年代快速工业化时期，苏联也没有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二战后，新科技革命迅速到来，苏联藉由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必然追求大国强国的地位。不过，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必须首先在科技上占有领先地位，对苏联国家和政府来说，就必须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发展科技；对科技工作者来说，他们必须具备更大的自主性，有更多的积极主动性，否则不可能有科技的全面均衡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的主要路径之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相应地，国家的科技投入也是片面的；这种模式过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不利于科技工作者主动性的发挥。因此，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及相关机制的改革。

再来看人心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古往今来，美好生活都是全人类的共同向往，而和平与安宁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现代科学技术向来是一柄双刃剑，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进步有关，二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一战，历时六年之久，战火燃及除美洲和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大洋，殃及世界20亿人口，导致万人死亡，万人受伤。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直接军费消耗达1.1万亿美元。无数平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惨痛的教训使世界各国人民痛恨战争，迫切向往和平与安宁。这一现实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着手改革具有浓厚军事斗争色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美好生活的内涵非常丰富，另外两个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富足和自主。人类文明是在与贫困的斗争中逐渐发展的。但是，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力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平均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增长缓慢，以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将传统农业社会称为“静止”或“停滞”社会，恩格斯就称古老的印度为“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科技革命及其引领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生产力增长缓慢的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19世纪末又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一战前出现了一系列富强的现代工业国家。二战结束后很快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各国快速向工业社会迈进。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在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下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使人类社会进入健康、温饱与富足的时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战胜了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提高了作为人类最基本需求的食品和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社会财富。根据经济史学家的估算，从年到年，全球GDP总量由亿国际元增长到亿国际元，年间增长7.7倍；而到年，全球GDP已达亿国际元，仅用40年就又增长了5.07倍，平均每10年就增长1.2倍左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基本告别了农业生产力下的饥馑、贫困和疾病状态，进入温饱、富足和健康的时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快速工业化上成效显著，总体上增加了社会财富，但畸形的工业化却牺牲了其他产业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生活必需品一直处于匮乏状态。因此，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任务。自主性更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加强，人们要求获得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就需要社会制度的不断革新，使人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提供保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过度集权，从源头上看，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这首先是不平等的，也是对大众权利的剥夺；再者，这种具有极其浓厚的军事斗争色彩的体制让民众像军人一样地受到约束，严重限制了个人自由。在战争年代，这种体制发挥重大功效，以整齐划一的号令和行动获得更大的胜利；而到二战结束后，在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的年代，就亟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改革，以使人民拥有更多、更大的自主性，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及时变革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当代世界。生产力进步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跟上和引领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走出绝境在许多方面与工业革命相关，这场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要求重建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针、构成新的文化世界”。以不断改革来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国家，是二战后所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历史重任。

二、推广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世界革命一直是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即致力于向西进发，以燃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年兵败华沙后签订《里加条约》，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才开始考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年，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的领导下成立后，致力于在世界各国建立和吸收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广泛散播共产主义革命的种子。二战后期，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苏联共产党继续推行其世界革命的战略，具体策略主要有：一是在东欧国家扶植共产主义政党，为在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作准备；二是借助反法西斯战争向西推进，尽快地用军事控制东欧，进而扶助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党获得政权。

年，苏军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逐渐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年，苏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年春，苏联军队由苏波边界向东欧进发。3月底，苏军在第聂伯河西岸战役中取得大胜，趁机向西推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4月，西线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向南进发，进入与法西斯国家结盟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到8月占领了布加勒斯特。10月，苏军攻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消灭那里的法西斯势力。

苏军在东欧国家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当地反法西斯力量尤其是共产党工人党的大力配合。因此，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新型政权的过程中，当地的共产党工人党也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由于各国政治力量的差异以及受苏联的帮助程度不同，这些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及其与苏共的关系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

二战后，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运作过程大同小异，最终都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工人党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优势。主要过程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强大，两国在共产党的主导下分别于年11月和年1月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匈牙利年1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别获得17%的选票，获得57%选票的小农党领导人出任联合政府总理。到年8月国会选举时，共产党就获得22%的选票而成为第一大党。保加利亚在年8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宗旨的祖国阵线获得巨大优势，成立了多党联合政府；次年9月，保加利亚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在随后进行的国民大会选举中，保加利亚工人党已经占据了个席位中的席，在以季米特洛夫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中，工人党也占据了最多的10个席位。罗马尼亚支持君主制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十分强大，共产党代表的民主党派开始在政府中力量弱小，经历了反复斗争后，直到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主政党才获得多数；到年11月，民族自由党代表辞去政府职位，共产党由此获得政府中绝对优势。是年底，国王退位，罗马尼亚成为人民共和国。波兰工人党在年6月建立的临时政府中成员人数最多，到年2月再组成新政府时，苏联支持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又分别占据7席，是各党中数量最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年4月组成的临时政府还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到年5月议会大选时共产党即成为第一大党，6月组成的联合政府即由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领导。

综合东欧各国的情况来看，截至年，共产党工人党都在人民民主政权体系中获得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存在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苏联共产党对这些政党的政治支持是公开的决定性力量；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根据形势采取相应措施获取优势是主动的政治行为，而其他各种类型的政党政治影响力的逐渐式微则是他们自身难以扭转的趋势。

东欧共产党工人党在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之后，大致在年前后，这些国家经济上的苏联模式化逐渐展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和农业集体化。实行计划经济是与政治上的集中统一相协调的，共产党工人党政治优势的获得为计划经济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特定的领域，在短期内产生特定的效果。这也正符合了二战后东欧国家急于恢复经济和快速工业化的要求。这些国家大多是落后的农业国，战后的经济恢复需要统一权力和统一计划。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密切，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东欧国家提供了现成的且便于学习的样板。于是，东欧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定自己的五年计划或三年计划，同时还有以恢复或改造经济为主题的一年计划和两年计划。计划经济的经济前提是所有制上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否则国家无法支配和利用大量的资源，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工业上的国有化是相对简便易行的，因为这些东欧国家大多不是工业国，少量的工业集中在矿山、交通等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国家权力容易掌控的，在二战后不久即实现了国有化。农村中建立合作社和实行集体化则十分艰难，因为这些东欧国家遍布小农经济，农民固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小生产的私有观念十分浓厚，农业集体化遭到普遍抵制。年9月，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会议上，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就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必须慎重进行。

总体而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国家的推广是顺利的，但这个过程也遇到了重重阻挠。从政治上看，东欧国家人民民主制度时期实际上也就是苏联政治模式的推广遇到多方阻挠的时期，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做是要求对苏联模式进行政治改革的时期，这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优势的确立一方面是苏联政治模式建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不同于苏联政治模式尝试的失败。经济上，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改革要求体现得更为明显，集中表现在集体化上。大部分东欧国家农业集体化集中在—年之间，这期间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不高，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实现全盘集体化，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在此期间集体耕种的土地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0%和60.5%；而波兰，到年只有6%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耕种土地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

更重要的是，形成于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首先是一种战争模式。在苏联国内，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始终是苏联共产党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到20年代末，形成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以年宪法为标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化，它特别适合于备战和战争状态下的统一号令和统一调度，并且苏联共产党也正是依赖这种统一性粉碎了国内白匪叛乱、实现了工业化、进行了备战并获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当二战后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文明潮流时，这种战争模式所固有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等特征就与文明发展潮流相背。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自主性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事实上，二战结束不久，苏联就已经表现出改革要求。“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斯大林政府的危机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士兵在二战期间到过西欧和中欧国家，那里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苏联，复员的士兵们聚集于小酒馆津津乐道地谈论外部世界的变化，渴望改变现状。但是，二战结束后的几年，斯大林在苏联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他认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原有体制的胜利，所以拒绝改革，并对敢于提出改革呼声者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和清洗，其中，较大规模如年“列宁格勒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被处决。

二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向东欧推广和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苏共的军事和政治支配引起这些国家民族自主性的反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显示出的多种社会不适症也会引起这些国家民众的抗争。所以，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推广的过程，也是东欧国家要求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推广和改革两种潮流是同时并存的。

三、南斯拉夫改革是

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因和外因的统一

二战后东欧国家中最早出现的改革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到年初，苏联和南斯拉夫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矛盾，导致年6月南斯拉夫被粗暴地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在二战后一年内就进行了农业集体化改造，年12月又通过《全面国有化法令》，年在东欧率先实行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在其他东欧国家的类似经济变革大部分是在年之后才展开的。为此，苏联领导人还称南斯拉夫为东欧国家的榜样。年9月，铁托认为在南斯拉夫建立的与苏联类似的政权形式是人民的选择，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当月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还决定把地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反对“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南斯拉夫也和苏联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但是，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开完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之后，苏南矛盾就集中爆发。冲突主要源自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而非国家社会制度的不同。在苏联共产党的主持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对南斯拉夫的围攻，直至年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了共产党情报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南斯拉夫终止了经济合同，甚至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传统关系的猝然中断，导致南斯拉夫经济随即陷入困境，被倒逼寻求新的出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苏南冲突促使南斯拉夫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考和新实践。不过，这不是南斯拉夫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唯一原因。尽管南斯拉夫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铁托、吉拉斯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早就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心存疑虑，并由此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思想。铁托早在二战前就长期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央工作。他发现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那时，我的革命义务责成我不能进行批评，不能帮助外国宣传，因为那时苏联是唯一实现了革命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吉拉斯在年第一次访苏时，则发现了苏联社会的另一面：“在我面前逐渐开始呈现出它的另一个面貌：即一切方面都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无休止的斗争。一切都集中到‘报复’二字上，只是从形式上有各种不同表现而已，最后能活下来的都是能量最大和最狡猾的人。”如果说吉拉斯年访苏还是抱着朝拜的心态虚心学习的话，那么年第二次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已使他产生了诸多怀疑，这可以说是后来南斯拉夫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滥觞。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入了解，铁托、吉拉斯等领导人认为，这种模式不能满足二战后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必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到年，铁托指出：“脱离我国发生的事情研究联共（布）的历史，是徒劳无益的。我国发生了某些新事物。在我国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新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新途径。”可以肯定的是，南斯拉夫的改革是二战后南斯拉夫人民追求党和国家独立自主、向往和平与发展的直接体现，是追求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体现。再者，与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相比，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具独立性，尤其是在建立新南斯拉夫的过程中，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苏联军队在南斯拉夫解放中只起了次要作用。这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敢于进行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的重要原因。

年12月，南斯拉夫发布了在经济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指示。由此开始，南斯拉夫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一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实践探索逐步展开。年6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颁布《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体组织基本法》，简称《工人委员会法》，标志着改革得到法律确认。不过，由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苏联的强大影响力，尽管这一时期其他东欧国家还存在着不少的疑虑，但还是确立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也因为自己的探索而受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孤立。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外交处于困境。

无论如何，南斯拉夫的改革尝试具有重要意义。在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建立、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的背景下，东欧国家正在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南斯拉夫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南斯拉夫改革是二战后社会主义诸国中最早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由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改革的要求，所以，南斯拉夫改革实际上顺应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求，也预示着一个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必将到来；同时，南斯拉夫的改革也契合了二战后人民群众对和平、发展、幸福生活的追求。由此，仅仅以“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来概括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飞跃是不够的，应该更全面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开始”。

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年第1期